国学院学子作文选之 《诗经》之思无邪—崔磐龙
《诗经》之思无邪
《论语》孔夫子云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”。对后世的诗经300篇做了最简要的概括，然而《诗经》内容丰富，十五国风又将人之情志的方方面面都描写出来，加之后世人们于何为“邪”的理解标准不同，因此对这句话也有了众说纷纭的不同解释。
一、历代阐释
史记孔子世家：“古者诗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厉之缺”。这一段强调诗可施于礼义，与礼义不相乖悖。
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：“凡诗之言，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，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然其言微婉，且或各因一事而发，求其直指全体，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。故夫子言诗三百篇，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，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
程子曰：“‘思无邪’者，诚也。”
顾氏镇虞东学诗云：“诗者，思也。发虑在心，而形之于言，以摅其怀抱。系于作诗之人，不系于读诗之人。”又曰：“论语之言，诗独详，曰诵，曰学，曰爲，皆主于诵诗者也。”今直曰“诗三百”，是论诗，非论读诗也。盖当巡狩采诗，兼陈美刺，而时俗之贞淫见焉。及其比音入乐，诵自瞽蒙，而后王之法戒昭焉。故俗有淳漓，词有正变，而原夫作者之初，则发于感发惩创之苦心，故曰“思无邪”也
大体前人对思无邪的解释分为两类，以朱子为代表，认为是无邪系于读诗之人，汉儒则多以为是系于作诗之人。而对于邪的界定和划分，则大体相同，即是与正相反谓之邪，所谓邪僻奸邪之类，便与正直中正相反，唯独朱子提到正邪是在性情上区分，这无疑是诗经敦厚性情的教化背景下合理的界定，但诗经包含内容繁多，如政事外交之类，因此将这里的正邪泛指一切正邪的区分亦无不可。在历史上也有少数结合易经和玄学，从心性玄理方面谈无邪的，他们持的是类似于无思便无邪的论点，但毕竟未成主流，也不符合儒家诗经教化的主要意义，因此本篇中略过不谈。
二、篇目分析
从诗经的原文内容来看，给人最直观的感觉便是它包含了丰富的人情风俗和世间百态，这样的一部书籍，很难绝对的说他的内容纯粹有正无邪，比如其中有男女之情不合于礼的淫诗，有讽刺昏君淫荡无道刺诗，诸如此类都多多少少包含一些邪癖的内容。即不中正的内容。因此古人才会有了所谓正变之分，认为诗经有一部分正风，是在礼乐教化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下所产生的诗篇，如国风中的周南召南便是正风。而变风则是产生于礼崩乐坏政治混乱的时代，其中看似不正的内容就尤其多了。以下列举几首变风中的诗篇：
1.1谷风：
习习谷风，以阴以雨。黾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。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。行道迟迟，中心有违。不远伊迩，薄送我畿。谁谓荼苦？其甘如荠。宴尔新昏，如兄如弟。泾以渭浊，湜湜其沚。宴尔新昏，不我屑以。毋逝我梁，毋发我笱。我躬不閲，遑恤我后！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。就其浅矣，泳之游之。何有何亡，黾勉求之。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不我能慉，反以我爲雠。既阻我德，贾用不售。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，比予于毒。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宴尔新昏，以我御穷。有洸有溃，既诒我肄。不念昔者，伊余来塈。
谷风是一首弃妇诗，男子抛弃结发妻子这种泯灭人情之事。自然不可能是中正的。而诗中以被弃妇人为主人公。先是念最初夫妻二人同心，海誓山盟的场景，如今丈夫却全然忘记，毫不留情的抛弃自己，让人读来便对丈夫不念旧情的凉薄感到凄然，接着诉说只闻新人笑，那闻旧人哭的无情男子对自己的决绝，用昔日贫苦相依，如今富贵相弃的对比手法，让人深感同情之时，一位喜新厌旧，薄情寡义的男子形象也跃然纸上。妇人并没有决然的对丈夫痛恨怒骂，而这婉转凄然的倾诉确实感人至深。试想，当事人的丈夫若能仔细想想诗中提到的过往恩情，以及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女子遭弃后的诸般凄苦，又如何能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盖世间人情种种，最怕身处其中而不自知，无人说破，不愿细想，否则思量清楚之后，但凡有良心者，谁愿意去做那薄情寡义，伤人刻骨又自愧良心的事情呢。因此，这位女子所遭遇的事情虽然不正，但她应对的方法，怨刺的语言却最能启发人们的感同身受。又如何能说此诗不正呢。一篇弃妇诗，既有作诗人情感的真诚恻怛，又能让读诗人感同身受，又何曾违背思无邪的宗旨呢。诗经中的弃妇诗，大体内容和主旨都与此相类，如氓一篇中的：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，无食桑葚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”，用斑鸠贪食桑叶致醉自伤比喻女子耽于爱情而失去理性的眼光，那么择人不淑最终必然受伤总之，都是在凄苦消极的境遇之下，都能抱着积极的思念和理性的自觉。
1.2墙有茨：
墙有茨，不可埽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，言之丑也。
墙有茨，不可襄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详也。所可详也，言之长也。
墙有茨，不可束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读也。所可读也，言之辱也。
这是变风中一首讽刺贵族淫乱的诗，当时卫国的公子与父亲的妾室私通，可谓乱伦悖理，邪僻之极，然而诗人没有直接暴露出国家的丑事，不违敦厚之德又避免惹祸上身，却用屋墙被蒺藜掩盖，来形容深深宫闱之中不知暗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龌龊丑事，不但羞于启齿，想来便感到可耻。以此来表达对贵族淫乱之事的深恶痛绝。全诗无一淫秽之词，却将这件事情肮脏龌龊展现的淋漓尽致。论语中孔夫子提到诗可以怨，对待邪僻之事的怨刺，这首诗堪称典范，启发人对邪僻之事羞耻，而绝不会使人的思想流于邪僻。因此也完全符合思无邪之旨。
1.3.褰裳：
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？狂童之狂也且!
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洧子不我思，岂无他士？狂童之狂也且！
这是郑风当中的诗篇，朱熹将他定为淫女之词，主要是因为诗中男女并无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将感情当做私事，私自见面约会。但是，结合当时的政令来看，周官当中有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”郑风中的溱洧便是描述男女相会于溱水边的情景。因此，男女的私会既是当时的一种风俗，也是特定时期政令所允许的。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一位女子与男子相识后，尚未摸清对方的心思，恼于男子对自己的冷落，而说出这样的气话，并带有试探男子之意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情侣在尚未确定关系之前，何尝不曾有过这种心思和气话，既然放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完全合情合理，那么在当时的仲春三月也和今天的自由恋爱大体相同，自然也没有淫邪之病。加之男女之情最为婉转深切，让人魂牵梦萦，因此也是后世诗歌词曲众多文学作品所津津乐道的，不全然合乎大雅之礼难免有之，但也绝不至流于淫邪淫乱的程度，正因如此，历史上对郑风所谓的淫诗才有了众多不同的看法，难有非黑即白的定论。或许，在是非分明礼法严正的环境下，如此类被人情遮上了一层薄雾，难辨黑白却易感同身受的情思，才最是耐人寻味。(关于淫诗于下章详述)
三、郑声淫：
谈到诗经的思无邪，绕不开的问题便是所谓的郑声淫，也就是郑卫之音，如果郑声就是今天的正风，那又如何能无邪。首先关于淫字的训诂定义，这个字在先秦的典籍当中主要有两种意思，一是过分浸淫沉溺，二是男女关系不正，但是提到后者大部分会加上淫乱、淫僻等词。而这两种意思却是有相关性的，就是对男女关系的过分浸淫沉溺。那么如果说郑声是这样的淫声，孔夫子又明言放郑声，那他怎么会还留存在孔夫子亲手删定诗经当中呢。这里不去讨论疑古学者对孔子删诗定礼是否属实的考证，一则此事未有定论，再者历来对郑声淫的解释都是站在孔夫子删诗的立场上去讨论的。以下便引用一些前人有代表性的说法。
(以下段落参考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，原标题：《学林轶事 “郑声淫”蕴含多重意指》一文)
3.1郑声淫在情色。
汉班固《白虎通》言：“孔子曰‘郑声淫’何？郑国土地民人，山居谷浴，男女错杂，为郑声以相诱悦，故邪僻声，皆淫色之声也。”郑声被视为男女相悦所发邪僻之声。许慎《五经异议》亦言：“郑国之俗，有溱洧之水，男女聚会，讴歌相惑，故云‘郑声淫 ’。”其后，朱熹《朱子语类》亦言：“郑声淫，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。”宋人严粲《诗辑》、清人夏炘《读诗札记》皆承此说。
3.2郑声淫在声律。
晋嵇康《声无哀乐论》言：“若夫郑声，是音声之至妙，妙音感人，犹美色惑志。耽槃荒酒，易以丧业。”他认为郑声音声美妙，如美色惑人，令人难御。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亦言：“后世有变宫、变征者……皆非正声，故其声庞杂破碎，不入本均，流以为郑卫，但爱其清焦，而不复古人纯正之音。”即认为郑卫之声在五音外，用变宫、变征之音，声律繁芜，背离了正音。明杨慎《升庵集》言：“《论语》‘郑声淫’，淫者，声之过也。”谢肇淛《五杂俎》言：“夫子谓‘郑声淫’。淫者，靡也，巧也，乐而过度也。”清人尤侗、戴震、郑光祖等皆持此说。
3.3郑声淫乃指诗、声皆淫。
对于“郑声淫”，宋代学人多解为其淫在“诗”，即文辞；明代学人多解为其淫在“声”，即声律。清代则有学者提出，郑声之淫既在声律，亦在诗文。杨名时《诗经札记》言：“安有诗言正而声律淫者乎？此全不知声音律吕之理者也”，认为诗文写淫，声律必淫。崔述《考信录》亦言：“故诗淫则声未有不淫者，不得分诗与声为二也”，认为郑声在诗、在声俱淫，诗声协应。
3.4郑声为新声。
许慎、朱熹等人认为，郑声即郑诗。亦有学人认为，郑声并非郑诗，而是礼崩乐坏之世出现的“新声”或“新乐”。例如，班固《汉书·礼乐志》言：“周室大坏……制度遂坏，桑间、濮上，郑、卫、宋、赵之声并出，内则致疾损寿，外则乱政伤民。”应劭作注云：“桑间，卫地，濮上，濮水之上，皆好新声。”他将郑、卫等地所出声乐称为“新声”。
要深入理解“郑声淫”之说的意指，首先应对郑声与郑卫之音和雅乐的关系予以探析。
首先，郑声与郑卫之音。孔子“郑声淫”之说提出后，“郑卫之音”便多为人们所指斥。《礼记·乐记》言：“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，比于慢矣。桑间濮上之音，亡国之音也。”《荀子·乐论》言：“姚冶之容，郑卫之音，使人之心淫。”“郑卫之音”或“郑卫之声”即孔子所言“郑声”，是以朱熹《诗集传》言：“郑卫之音皆为淫声。”他认为，“郑卫之声”被孔子略言为“郑声”，因“郑声之淫，有甚于卫矣。故夫子论为邦，独以郑声为戒，而不及卫，盖举重而言，固自有次第也。”“郑音”或“郑声”的兴起，被视为王道陵夷、礼制败坏的结果。《史记·乐书》有言：“治道亏缺，而郑音兴起，封君世辟，名显邻州，争以相高。”
其次，郑声与雅乐。因郑声淆乱“雅乐”，故孔子提出“放郑声”。《论语》记，孔子有言：“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。”何为雅乐？班固《白虎通·礼乐》云：“乐尚雅。雅者，古正也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言：“雅者，正也，正乐之歌。”“雅乐”即“正乐”，亦即《荀子·乐论》所言“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”之“正声”。先秦时，为乐求和是礼制性审美标准，《荀子·乐论》言：“故乐者，审一以定和者也，比物以饰节者也，合奏以成文者也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下》亦言：“夫政象乐，乐从和，和从平。声以和乐，律以平声。”“雅乐”即是与“中庸”伦理原则及求“和”审美相协应的“和乐”“中声”。“郑卫之音”逾“和”越“中”，而与雅乐相背，因而被视为“淫声”和“亡国之音”。
以郑声与郑卫之音及雅乐关系的考辨为基础，考析各家“郑声淫”阐释之论，通盘予以考量，回归历史语境中，孔子所言“郑声淫”实则蕴含着多重意指。
“郑声”即“郑卫之音”，其为一种新声。《礼记·乐记》记，魏文侯问子夏：“吾端冕而听古乐，则唯恐卧；听郑卫之音，则不知倦。敢问古乐之如彼，何也？新乐之如此，何也？”二人对答均以“新乐”指代“郑卫之音”。郑声是礼崩乐坏时产生于郑卫之地的新乐或新声。前人将郑声解为《诗经》中“郑诗”“卫诗”，则为错解。但这种新声并非与其全无干系，它们前后产生在同一片土地上，均受到“桑间濮上”奔放民风浸淫，相互间有承继关系。二者对男女自由爱情皆加吟咏，《郑风》《卫风》尚存收敛之意，新声则走得更远。
孔子所言“郑声淫”论题，主要基于郑声在声律上失正，其非和音中声，或高亢激昂，或消沉流离，偏离了雅乐中正平和的审美正则。郑声的声乐之淫还表现在演奏乐器的滥用上。
刘熙《释名·释乐器》有言：“箜篌，此师延所作靡靡之乐也。后出于桑间濮上之地……郑卫分其地而有之，遂号郑卫之音，谓之淫乐也。”箜篌被视为靡靡之乐所用乐器，而郑卫之音用之，可知郑声所用乐器突破了雅乐使用钟、鼓、琴等乐器的局限，有了多样性拓展。再者，郑声演奏技法多样，《国语·周语下》言“烦手淫声”，其否定了演奏技法的繁复。汉陆贾《新语·道基》有言：“后世淫邪，增之以郑、卫之音，民弃本趋末，伎巧横出，用意各殊，则加雕文刻镂，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，以穷耳目之好，极工匠之巧。”郑卫之音在声乐上追求繁缛雕饰，极力迎合人们声色之好，终使声乐背离了雅乐素朴平和之态，走向华丽险僻之途，带来声律之“淫”。是郑声淫的直观表现。
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，与“郑诗”“郑声”并不是一个东西，只是前后有着继承发展关系。如此便解决了郑声淫与思无邪的矛盾。不能将最初的郑诗和最后发展的郑声等同论之，这就犯了孟子对万章讲的“充类至义”的逻辑错误。回到郑诗的原文当中，他的内容虽然很多不完全符合男女之礼，但这多是礼的标准不同所导致的。如《周官》中明言：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”但历代的解释却大相径庭。郑玄注：“中春，阴阳交，以成昏礼，顺天时也。奔者不禁，重天时，权许之也。”贾公彦疏的解释：“于是时”，谓是仲春时。此月既是娶女之月，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，自相奔就，亦不禁之。但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，以当礼乃可得为配。言“奔者不禁”者，郑云“权许之”，其实非正礼也。郑玄和贾公彦认为仲春二月，阴阳交，故令男女相会，以顺天时。在此时私奔虽然不合于礼，但属于汉儒“经权说”的“从权”之例，故而不禁。到了宋代，如林之奇《周礼讲义》：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乱人伦之本，开滛恣之门，莫此为甚。”蔡襄《端明集》：“毎岁仲春輙纵奔者以之为治，曾夷狄之不如，何礼法之为哉？余谓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若无故而不用令者，罚之若者连及之词，谓民有奔者輙不禁止，及无故而不嫁娶者，媒氏皆得罚之也。五经之说谬妄有之，未有败害礼教如是之甚者，故予为之辞。
由此看出，宋代礼法防闲之严，站在宋代理学家的立场上，自然而然将郑诗目之为淫诗，所谓的淫便是不合于礼，因此必然要否认《周官》之制。这是抛开郑诗历史背景的一时之言，在春秋之际，特定时期的男女私会并不违礼，至少也是不违礼的“从权”。在今天社会，如强奸涉黄是违礼，与先秦典籍所谓的淫乱淫邪相同，而郑诗当中并没有这类行为。因此，郑诗亦不违无邪。
四、结语
《礼记.经解》云：“温柔敦厚,诗教也”。诗经的教化作用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的性情，其内容本身就是至性至情的真诚流露，正如前文程子和顾氏所谓的“诚”。性情受到各种外在事物的感应，或欣喜，或忧伤，或怨刺，或哀痛，种种情感得以发挥，正如韩愈所谓：“物不得其平则鸣”。胸中块垒得以抒发倾诉，无论诗人或读者，都在这胸怀意气的吐纳当中，将性情锤炼得越来越厚重，荀子所谓：“深察而不激”。这种温柔敦厚的性情，既不是出经事故的天真脆弱，棱角分明，也不是历经事故的老练深沉，麻木无情。而是既能明白深察，又能和而不同。因此，诗教并不似礼教那般务求将邪正是非泾渭分明，而是用一种中和的态度去面对世间种种。“诗者，中声之所止”。这才是学诗最应注重之处。如此而学，其内容、其思想又怎么会入那邪僻不正之途。如此，则思无邪三字，可一言以蔽之矣。
评语：文章长于论辩，考证详实，内容环环相扣，论述周详，于间可见学问之广，思虑之深。凡所体证处，亦每能中的，多有独到之解。条理逻辑亦自在文中，诚难能矣。若能除却学术之迹，以为典雅之言，则又更为佳作矣。
(时间：2022-06-20 来源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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